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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一女子猛然抢夺公交方向盘 司机冷静应对化险为夷

  新华社银川7月16日电(记者任玮)16日上午9时许,宁夏银川市一辆公交车在正常行驶途中,一位坐在第一排的女性乘客突然抢夺方向盘,并喊着“要死大家一起死……”。驾驶员及时停车报警,车上未发生乘客受伤,民警赶到现场后将该女子控制带走。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银川市公共交通公司介绍,今天上午,37岁的驾驶员纳明驾驶着快速公交B1线宁AB0034号车开往化肥公交车场,当车辆行驶到南门广场过红绿灯起步时,坐在第一排的一位女性乘客猛然抢夺方向盘。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坏了其他乘客,就在车内乘客一片慌乱时,驾驶员纳明沉着冷静,按照公司培训规程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停车报警,疏散安抚乘客,并及时上报公交公司。五分钟后,银川市中山南街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将该女子控制并带走。

  随后,银川市公交公司立即启动预案,安排专人到现场调取录像,积极配合派出所案件线索举证,同时要求各司乘人员、巡查人员严格开展“三品”检查,对行车过程中发生的突发事件,按照相关规程正确处置,确保乘客人身安全。

  经警方初步调查发现,涉事女子妥某今年31岁,于7月15日凌晨与家人失联。民警多方查找未果,直到今早在公交车内,妥某因抢夺司机方向盘被控制后,家人才通过警方获悉她的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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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子编造遭性骚扰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本报合肥7月16日电(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海涵 王磊)7月11日下午,一女子在微博上发布视频,称自己长期被一男子郭某楠骚扰,受到“奸杀”威胁,且长期报警无果,引发网友关注。今天上午,安徽马鞍山市公安局花山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该女子在视频中所称被郭某楠威胁、性骚扰,公安机关对其报警不予受理等相关言辞,均为编造。

  目前该女子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月11日,女子发布微博和视频声称,今年年初不断接到郭某楠威胁短信和电话,自己也多次向马鞍山花山区沙塘派出所报警,但是派出所不予受理。她在微博中写下“求求社会大众帮帮我!保护我!”“派出所没有对郭某楠作出任何警告”等话语,引发网友关注。

  该微博发出后,在该女子微博下面的评论中,网友众说纷纭。有人同情女子遭遇,认为公安不作为,也有人对视频的真假表示怀疑,认为该女子缺乏证据,故意炒作。

  11日当晚,马鞍山市公安局花山区分局在其官方微博@马鞍山花山公安发布微博称,已会同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相关情况会及时发布。

  今天上午,@马鞍山花山公安发布警情通报称, 7月11日16时许,马鞍山市民裴某通过微博账号@春秋两不沾-发布视频称:被郭某楠威胁和性骚扰,辖区派出所对其报案不予受理。此事发生后,我分局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会同市局督察、法制等部门连夜取证,并邀请区检察院介入。

  调查结果表明,今年1月,郭某楠通过微信以1000元的价格从裴某处购买了一条手链,因认为该手链是假货,多次联系要求退货遭拒,双方因此发生纠纷。经查,裴某所售手链确系假冒产品,其在视频中所称被郭某楠威胁、性骚扰,公安机关对其报警不予受理等相关言辞,均为编造。

  此外,相关视频点击量达5000多万次,造成严重恶劣社会影响。目前,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针对此事,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网络传播学者岳山表示,随着社交网络日渐发达,一些人试图利用舆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上述案例应该起到警示作用。该女子利用网友的同情心,博取眼球,吸引注意力和流量,歪曲事实真相,造成不良影响。“网友的同情心被一次一次利用,网络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会下降。”岳山表示。

  岳山呼吁,网友应该加强信息甄别能力,不只相信单方面的观点和信源,应加强自身媒介素养。他同时认为,上述案件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互联网网络治理的一些缺失,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关注。“此外,如何引导网络弱势群体有渠道发声,理性、正确发声,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岳山表示。

  “对于发布虚假消息、在网络空间产生不良影响者,一般处罚方式有治安处罚,如警告,严重则会行政拘留。本案中,该女子发布视频浏览点击数量超过5000多万次,则涉嫌诽谤罪、寻衅滋事罪。”安徽申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远芳介绍。

  “涉案女子利用舆论,破坏公安机关声誉,该行为十分恶劣,这对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众的权益也会造成侵害,有可能使一些紧急案件不能及时得到处置。”王远芳说,基层公安机关的精力如果都被这些虚假警情牵制,就难以保证充足的时间和警力资源去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危害正常社会秩序。

  2019年07月17日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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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纪录片《人生七年》:真实影像记录14人百味63年

影片中的女孩们,(左起)杰基、琳琳、素恩

受访者们。

2012年,导演迈克尔・艾普特(左)与摄像师拍摄《56岁》。图片来源于ITV

1964年,制作人拍摄7岁的聚会。图片来源于ITV

猴子托尼的成长。

富家女苏茜。

“流浪汉”尼尔。除署名外均为纪录片截图

  中文互联网上有一个提问:什么电影要趁年轻看。答案的第一名是《人生七年》。

  上个月,英国纪录片《人生七年》(7 UP)播出了第九个续集。这部纪录片挑选了14个7岁儿童,每隔7年回访一次,画面从黑白到4K高清,观众能在十几个小时里看完14个人63年的真实人生。

  一分钟前,男孩快活地摇晃着脑袋,接下来,热情洋溢的孩子变成害羞的少年,又变成紧张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镜头一转,他已经56岁了,有一个妻子或一个前任,做一份工作或只有黯淡的前景。腰带束缚着他肥胖的肚子,下颚越来越宽。

  时间的重量挂在观众心上。这次的主人公不是作家笔下虚构的人物,也不是名人列传,没有影视作品包装过的青春和情怀,而是14位普通人,演出平凡生活的戏剧。

  对于观众来说,看这部纪录片就像参加7年一次的同学会。也有人说这是一部“恐怖片”,因为每一部都是人生不可逆的过程。

  这是游戏的整部攻略,无论你处在第几关,都可能有兴趣一探结局。当7岁和14岁的孩子在镜头前谈论理想时,观众也想知道它们究竟实现了没有。

  “我比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还有名”

  《人生七年》最新一集的豆瓣评分是9.6分,历史上每集的得分都在9分以上,在英国本土被评为最伟大的50部纪录片之一。

  1964年的夏天,影片在英国的电视台播出前,有的制作者反对这个名字(7 UP),因为它撞名知名饮料(七喜)。半个世纪之后,这个系列的气泡迅速扩散全球,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观众,也为主人公的命运落泪。

  底层小孩托尼,外号猴子,精力过旺。一位孕妇看到《7岁》里的托尼后,给孩子起了一样的名字。后来,托尼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有一次载了巴兹・奥尔德林,他是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类。路人敲车窗,请求签名。猴子托尼递给身后的前宇航员,路人却大喊,“不不,我是找你签名!”

  “知道吗迈克尔,我比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还有名!”托尼说。

  迈克尔・艾普特是纪录片的导演,后来成为多产的好莱坞影人,指导过邦德电影,但他把人生系列视作墓志铭。

  有一次,他与4个女性主人公之一的素恩参加美国电影节,街头的陌生人突然拥抱了素恩,跨越大西洋的信号认出了她,“我是看着你从7岁长大的!”

  希伯来语7有“完美”的含义,在英国,有“七岁看老”之说。

  半个多世纪前,伦敦动物园还没有因为拍摄《哈利・波特》而名声大噪,一群7岁的孩子围在寒酸的围栏外看北极熊。那个年代好像没有童装,孩子们穿着缩小版的大人衣服在游乐场上蹿下跳,在拍摄者组织的派对上追逐气球,素材剪辑成一部30多分钟的黑白影像,叙述者说通过这群孩子能“瞥见英国的未来”。在2000年,这群人将成为英国不同阶层的主力。

  迈克尔・艾普特当时是个22岁的并不引人注目的助理。他在英格兰南部花了3周的时间物色合适的儿童。孩子们处在社会图谱的两端,私校富家孩子准确地预测自己未来将升入牛津剑桥;镜头里,穷苦孩子则瞪着无辜的大眼睛问采访者,“大学是啥意思?”

  最终找到的14个孩子,来自伦敦的上流阶层家庭、利物浦的中产阶级家庭、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家庭、农村家庭和儿童福利院的孩子。

  即便是黑白影像,影片的对比还是过分刺眼。上流社会的孩子在课堂上用拉丁文唱歌,学古典芭蕾,穷人孩子热衷于打架和疯玩;富家孩子自称课余时间阅读《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因为有自己的股份,底层只想吃饱饭少罚站少挨打;有钱人家的小姐在精英寄宿学校的印花扶手椅上拍摄,穿着无可挑剔的衣服,散发出一种冷漠的气质,福利院的孩子则需要仰拍,他的眼神永远只在地板上漂浮。

  主创人员有个未实现的想法,让孩子们并排站在街上,其中3个向前走,旁白说:“这群孩子里只有3个会成功。”

  美国影评人罗杰・艾伯特说,“教育家和社科学者看着这些影片可能会感到绝望,因为一个人将来的生活过得怎样,其实早在7岁时就都定下了,甚至在子宫中就已形成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

  来自农村的尼古拉斯挥舞着小手说,“别人喜欢到乡下度假,而我喜欢去城里。”他的回答伴随着牛羊的叫声。那次动物园的集会是他第一次去伦敦。他每天走6公里路到村庄的唯一一间教室上学,孤独和幼小的身影路过高山脚下。他的理想是研究月亮、了解飞机的构造,但他似乎离它们很远。14岁那年,他更害羞了,戴着厚厚的眼镜,从不直视镜头,把脸埋进腿里。后来他成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面对一屋子学生讲解核聚变。

  中产家庭的尼尔想当宇航员,或是旅游大巴的司机,坐在驾驶座上成为别人生活的导游。他眼睛明丽,蹦蹦跳跳地出现在片头,夸张地表演着孩童的打闹,认真谈论天马行空的想象,有人说他是最好看的孩子。14岁时,他是骑着自行车在巷子里飞驰的追风少年。21岁,他靠救济金度日,沦为流浪汉,观众担心他在下一集是否还活着。

  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谈论梦想,老了以后,变得不得不谈论生活。年轻的浪漫主义者很快沦为陷入困境的单身父母。结婚、离婚、不忠和包容、精神疾病、挫败的和实现了的野心,主人公们的生活在情感的延时摄影中展开。

  狄更斯式的阶层讨论被另一种主题取代。如今已经78岁的导演迈克尔・艾普特说:“我以为我在做一个关于阶层的陈述,但我真正做的是关于生活的研究。”他的脸深受重力影响而布满皱纹,若干年前,他在比弗利山庄的四季酒店推广邦德电影,记者们好奇为什么他还在坚持做七年系列,报酬只是商业片的一个零头。

  “我继续做下去,是因为今天与我交谈的每个人都问了同样的话,‘他们会怎么发展?电影将如何结束?’”

  来自世界各地的询问越来越多,拍摄《28岁》时,艾普特突然意识到这个系列并不是关于英国的阶层制度,它有更深远的影响和共鸣。“这个系列是关于角色的成长、找工作、结婚和生孩子的普遍问题。”拍摄《42岁》时,戴安娜王妃刚刚去世,导演记录了主人公们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但在剪辑时删掉了,“因为与角色们的成长不相关”。

  这是小人物纵向生活的人口样本。7岁,世界刚刚打开;14岁,脑门出现青春痘,回答问题爱用暴躁的单音节词语。7年又7年后,院子里的树长高又修剪,当角色步入老年,影片不再关心他们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而是关注让他们幸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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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留守儿童章子欣

  7月12日,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失踪女童章子欣的父亲在乱石滩上长时间伫立,望着大海。他对着大海呼唤女儿,红着眼睛解释:“我朝着大海喊女儿的名字,她就会让我看见……她就会浮起来。”7月13日下午,章子欣的遗体在象山海域被找到。她于7月4日被家里的两名房客带走。视觉中国供图

  关于9岁女童章子欣短暂的一生,我们所知甚少。她是浙江淳安人,长发,圆脸,戴着红框眼镜。多数人从寻人启事里知道了这些,但也仅此而已。

  她是一名乡下的小学生,原本正在放假。暑假刚刚开始,她暂时脱离了学校生活,回到了父母不在家的那个家中。7月3日,她独自将从学校得到的学期奖状贴到了家里,第二天她就被租住在家里的两个坏人带出了门。10天后,东海的一位渔民发现了她漂浮在海面上的小小的身体。

  这是一个标准的农村留守儿童,在她孤独的生命中,有伺弄果园的祖父母,在远方工厂里的母亲,以及在更远的远方打工的父亲。她有4年没有见到母亲了。根据那位母亲的回忆,母女俩最后一次通电话,距今也已经超过了3年。这几年间,第二和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用户大规模完成了向第四代的迁移,人与人之间更加密切地联络着,但章子欣的5岁到9岁,像是处于某种信号的盲区。

  世人仍在猜测两个坏人为什么要带走章子欣,案件的侦查也还没有定论。他们是从广东来的两名短期租客,而这一男一女两个犯罪嫌疑人在她被渔民发现之前已经自杀了,恐怕再也没有人能够讲清楚,她最后这段路程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现在我们知道:对女童章子欣的保护也存在着一些盲区,而且是致命的。

  从时间上来看,这个孩子处于一个监护薄弱环节――暑期。同一时间,城里的许多同龄人正在参加热热闹闹的暑期夏令营和辅导班,像她这样的农村留守儿童暂时告别了学校的监管,如果再缺乏家庭的有效看护,暑假不仅孤单,而且危险。一位农村教师曾形容,暑假是农村孩子的一场“夏眠”。

  每到暑假,都有不少关于儿童出事的新闻,他们溺水、被性侵、被拐卖,或者遇上别的意外。乡村的池塘边会立起“游泳危险”的警示牌。我少年时代的一个玩伴就丧生在池塘,他由伯父照顾,父母都在外地。直到接触“留守儿童”这个概念我才意识到,他就是。

  坏人在暑假对章子欣下手,等于选择了天然的有利时机:那是一个孩子受到注意最少的时候;平时从课堂上带走一个孩子则没有那么容易。

  现有的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中,包括一种强制报告机制,要求学校、医疗机构、村委会和居委会等一旦发现这些孩子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疑似遭受意外伤害等情况,“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告”。

  问题在于,章子欣并没有单独生活,也没有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或意外伤害。在出事之前,她不符合任何需要强制报告的情形。需要报告的时候,也正是她出事的时候。绝大多数留守儿童都属于此类。

  对这个女童的保护,也许需要一种更强有力的“假日强制报告机制”。当她从学校放假回到社区,保护机制的每一环都必须对此立即知情。她还可能需要一种假期的日间照料。尽管一些人反对举办名目繁多的假期辅导班,认为它们加重了孩子的负担,但对农村留守儿童来说,辅导班反而是一种保护,哪怕不是为了学业强化,而仅仅是考虑到人身安全。在农村的假期,这个领域仍存在一定的空白:私立辅导机构在这里没有多少利润可图,公立学校不允许校外补课,那些短期的志愿服务不管在效果还是规模上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女童章子欣的暑假就这样开始了。

  心理学上有一种“瑞士奶酪模型”:每一个环节都像一片奶酪,上面存在许多小孔,奶酪叠在一起,通常没有什么意外。但当一些小孔凑巧叠加在一起,风险因素就像光线一样,透过所有的小孔,导致意外的发生。

  在章子欣的生活中,可以找到这些小孔。隔代抚养她的祖父母轻信于人,同意两个外人带走了她――第一个小孔;她的父亲从远方提出了没有什么效力的反对,并且连续几天都没有采取法律意义上的阻止措施――第二个小孔;她被带走后,家人找“村里的高人”算了卦,结论是孩子没事――一个荒诞的小孔;她被带走之前,祖母曾经告诉过其他村民,两个外人要带孩子外出,听闻此事的村民虽然提示了女孩被拐的新闻,却依然没有人采取行动――一个小孔;两个陌生人曾在暑假前去接章子欣放学,学校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一个小孔;祖父母对外出租房屋时非常随意,否则村委会也许来得及注意到这两个外人――该死的小孔又出现了。

  一个又一个小孔叠在了一起。女童章子欣掉了下去,然后在亿万人的提心吊胆中离开人世。

  即使漏洞并不存在,别忘了还有魔鬼候在一旁。这一次是广东两个穷得只剩31.7元的男女伪装了自己。在别的案例中,魔鬼是其他身份。大灰狼总是会伪装的,不管是穷途末路,还是富得流油。在豪华酒店猥亵女童的江苏富豪王振华和强奸了14个幼女的河南富豪赵志勇都精于伪装:他们分别推出过与保护留守儿童有关的慈善项目,但他们同时贪婪地等在这些小孔旁边。

  最坏的情况都发生在章子欣身上。她失踪后,先后有500多名警察被派去寻找她。相隔甚远的摄像头陆续看到了她。她那几天被带着赶了很多的路:从浙江去了福建,从福建去了广东,然后回到浙江。仅7月6日这一天,她的行程就超过了1000公里。

  7月8日上午,章子欣离家的第5天,她的祖母去了派出所,第一次就她的失踪报了警。根据事后的案情通报,那可能是她已经出事的时刻。而就在那个时候,她分居多年的父母去了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从法律上来说,这个“留守儿童”也正式成了“单亲孩子”。这个社会对困境儿童的定义范围不外乎那么几类,她占了其中的两类。她身上叠加的是多重的不幸。

  在所有已知的事实当中,这听起来是尤为残忍的:在一个孩子走向生命终点的途中,又一个不幸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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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航监督员事件背后客舱安全边界:这些红线不能碰

  国航“监督员”事件让外界开始讨论,民航客舱的安全边界在哪里?

  据国航通报,7月12日,国航CA4107航班在起飞滑行阶段,因有旅客使用手机另一名旅客制止而产生纠纷。飞机降落后有旅客报警,随后3名旅客和4名机组人员前往机场公安局配合警方调查和调解处理。经核实,纠纷一方旅客为国航一名因身体原因休养的员工,此次是个人因私出行,并非国航监督员。

  7月13日,微博认证为编剧的博主“李亚玲”发文称,7月12日,乘坐国航CA4017次航班从成都飞往北京时,有一位自称是国航监督员的女士在头等舱和同机乘客发生激烈的口角争执,指责周边乘客危害航空安全。后相关旅客由首都机场警方带走调查7小时。

  在这起事件中,起因和双方争执的焦点之一,是乘客在客舱内的行为是否影响航空安全,以及发生类似情形是否有必要报警。那么,整起事件中,有哪些行为是属于危害航空安全的不当行为?有哪些行为甚至可能引发警方介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了相关领域专家,以及整理了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盘点。

  常见问题:滑行时打电话, 滑行过程中未拴安全带、在机舱内走动

  此次事件的起点是,有位乘客在飞机起飞前的滑行阶段打电话。由此引发了“因私出行”的自称“监督员”的国航员工乘客,指责其危害航空安全。此后,这名自称“监督员”的国航员工乘客自己,也在飞机降落着陆后的滑行阶段接听电话。

  在飞机起飞前和着陆后的滑行阶段使用智能手机打电话,均为违规行为。

  根据国航官网公示的旅客、行李国际运输总条件第十二条规定,单手可握持的小型便携式电子设备,如智能手机、电子书、视频播放器、游戏机等,关闭蜂窝通信功能选择飞行模式后可在飞行全程使用。在滑行、起飞爬升和进近着陆等飞行关键阶段,应关闭Wi-Fi和蓝牙等功能,且不得连接耳机、充电、数据连接等外围设备,不得使用语音和数据通信。

  为何不能在滑行时使用手机通话?这是由于滑行属于飞行关键阶段,此时使用手机通话容易造成电磁干扰飞机通信和精密导航设备,进而危害航空安全飞行。因此机组有权要求旅客关闭蜂窝通信功能,选择飞行模式。

  此外, 李亚玲微博对于事件经过的描述提到,这起争执事件中自称“监督员”的国航员工乘客,在起飞前的滑行和等待中一直没有拴安全带,还在机舱里走来走去。

  飞机起飞前的滑行阶段,乘客离开座位并在客舱内走动,同样属于违规行为。

  根据中国民航局官网航旅指南“客舱安全”一栏说明内容称,“当飞机在滑行过程中,请您不要离开座位,不要在客舱中来回走动,不要打开行李架拿取行李物品。”

  此外,上述内容还规定,“安全带指示灯亮起时您必须系好安全带。”起飞前的滑行阶段属于飞行关键阶段,安全带指示灯在此阶段会全程保持亮起。

  报警:是否太过夸张

  根据李亚玲微博描述,这起争执事件中自称“监督员”的国航员工乘客报警称,遭到了四个人的围攻,几个人密谋要打她。由此几名乘客在下飞机后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调查的结果以双方接受调解告终。

  从李亚玲在微博上发布的视频中看,这名自称“监督员”的国航员工乘客所述的指控,似有夸大之嫌。

  当然,这应该还只“停留”在吵架阶段,但如果有人造出更大谣言,则可能被追究刑责。

  根据中国民航局官网航旅指南“客舱安全”一栏说明内容规定,严禁捏造、传递劫机、有炸弹、炸机等虚假信息,扰乱正常飞行秩序行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安机关将对此类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根据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公共航空旅客运输飞行中安全保卫工作规则》中对非法干扰行为的定义,是指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行为或未遂行为,其中包括散播危害飞行中或地面上的航空器、机场或民航设施场所内的旅客、机组、地面人员或大众安全的虚假信息。

  有业内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涉及滑行时乘客打电话、滑行时在机舱内走动、散播虚假信息等行为,肯定都是不被允许的。通常情况下,乘务员会先进行劝阻,如果旅客仍然有这种行为,可以报告机长,听从机长指示,如果事态升级,安全员在机长授权下采取管束措施。

  但具体到何种情况下会报警,该人士称,需要看现场的判断,如果扰乱客舱秩序,或者有危及其他旅客和航空器安全的,一定会报警。

  哪些行为属于危害航空安全

  更为清晰的民航安全红线,已经被写入《公共航空旅客运输飞行中安全保卫工作规则》。

  根据《公共航空旅客运输飞行中安全保卫工作规则》中对非法干扰行为的定义,非法干扰行为,是指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行为或未遂行为,主要包括:

  一是非法劫持航空器;

  二是毁坏使用中的航空器;

  三是在航空器上或机场扣留人质;

  四是强行闯入航空器、机场或航空设施场所;

  五是为犯罪目的而将武器或危险装置、材料带入航空器或机场;

  六是利用使用中的航空器造成死亡、严重人身伤害,或对财产或环境的严重破坏;

  七是散播危害飞行中或地面上的航空器、机场或民航设施场所内的旅客、机组、地面人员或大众安全的虚假信息。

  此外,强占座位、行李架,打架斗殴、寻衅滋事,违规使用手机或其他禁止使用的电子设备,盗窃、故意损坏或者擅自移动救生物品等航空设施设备或强行打开应急舱门,吸烟(含电子香烟)、使用火种,猥亵客舱内人员或性骚扰,传播淫秽物品及其他非法印制物,妨碍机组成员履行职责等,则属于扰乱行为,即在民用机场或在航空器上不遵守规定,或不听从机场工作人员或机组成员指示,从而扰乱机场或航空器上良好秩序的行为。

  根据《公共航空旅客运输飞行中安全保卫工作规则》规定,对航空器上的非法干扰行为等严重危害飞行安全的行为,可以要求机组成员启动相应处置程序,采取必要的制止、制服措施;对扰乱航空器内秩序,妨碍机组成员履行职责,不听劝阻的,可以要求机组成员对行为人采取必要的管束措施,或在起飞前、降落后要求其离机。

  此外,在2018年5月《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 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实施后,民航局已于“信用中国”网站公布了多批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严重失信人名单。这些失信人将被禁止乘坐民航航班,自名单公布之日起计算,为期一年。

  这些失信人多半是因为在机场或者民用航空器内违反了相关行政法律规范而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处罚的,主要情形包括:因故意藏匿、携带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危险品、违禁品、管制物品的;因使用伪造和冒用他人身份证件、乘机凭证的;因在飞机上寻衅滋事、扰乱客舱秩序的;因堵塞、强占、冲击安检通道和殴打他人的;因在航空器内吸烟的。

  澎湃新闻记者 姚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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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检方对赤峰学院原纪委书记曹熙决定逮捕

  中新网7月17日电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赤峰学院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曹熙(副厅级)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由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交办,由巴彦淖尔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日前,巴彦淖尔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对曹熙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转不动的轮椅 揭开残障人士“刷街”难题

文军组织的活动中的病友。受访者供图

文军坠落的地下车库入口。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景烁/摄

文军云南考察之行的记录本。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景烁/摄

活动中的文军。受访者供图

  障碍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可能是门口的台阶,也可能是不连续的坡道,或者是高出地面一截的公交车,而这一次,它是一段没有设置任何警示的危险道路。

  7月7日晚,坐着轮椅的文军出现在这条道路上,随后,这位截瘫患者从道路尽头跌落到离地约2.2米的地下车库入口处。120赶到现场时,他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没有人想到这会是挡住文军的最大障碍。作为一名无障碍出行的推广者,他一直努力让轮椅走到更远的地方。

  他去天安门看过升旗、去八达岭爬过长城,他的身影曾经出现在银川、三亚、成都、西安、南京、内蒙古,不久前,他还和妻子去东北来了一趟为期25天的3省6市旅行。他去过南非,到过越南,还去过印度、尼泊尔。

  他已举办了11次针对截瘫患者的无障碍出行活动。按照原计划,今年10月20日,他会带领截瘫患者从昆明、大理、丽江一路出行10天,这是这些人第一次尝试跨越3个城市。

  为了考察这些地区的无障碍设施,文军一个人出发。他从北京途经15站,在列车上经过了34小时9分,终于到达昆明。每晚10点左右,他回酒店,整理一天的考察结果,拼图发到朋友圈。

  7月4日,他到了昆明大观楼,发现很多公交车是一步梯,“适合轮椅上下”;6日,他考察了讲武堂、海埂公园、民族村等景点,“第一次看到了国内街道公共残障卫生间配有电子门锁”;当天傍晚,文军抵达大理。这一天,他一共更新了4条朋友圈。之后,就再没有更新。

  这本来只是他的一次普通考察。他先后十几次带着全国各地的瘫痪患者,到北京、西安、南京、宁夏、成都、三亚等地旅行。活动的消息靠病友群、朋友圈发布传播,往往发出来不到几分钟,限定的60多个名额就会报满。

  为了保证这些人的出行,他需要提前出发考察:调研酒店无障碍设施,去景区考察线路,根据考察情况,再定路线、排时间、租大巴、协调志愿者。

  他的背包里,随时装着一把折叠尺,展开1米长。进了酒店,他就掏出尺子测上测下:卫生间的门要宽于60厘米,保证大部分轮椅通行;马桶与淋浴的距离伸手就能够着,因为站不起来的他们,只能坐在马桶上洗澡。

  目前在中国,没有残障人士出行的咨询分享平台。一些旅游网站,也仅有该酒店是否具有无障碍设施的笼统描述。致电到酒店前台,很多服务人员分不清不同无障碍设施的区别,也并不知道残障人士需求的具体信息。

  为此,每次找酒店,他最起码要划定七八十个作为备选,一个个地查阅,锁定了范围再去现场勘查。他还要把价格尽量压低,因为长期治病,对这些并不富裕的病友来讲,最合适的价格是150元到200元。

  为了这次考察,他专门准备了一个崭新的棕色笔记本。这个本子刚用到第5页,昆明已经考察完,大理的酒店也有了2个备选,他刚走完了两个景点,这份笔记,最终停在了洱海处。

  文军去世的消息很快在圈内传开。拿到他的手机那天,妻子和妹妹发现,文军的微信里塞满了8000多条未读消息。他的故事很多病友都能脱口而出。在截瘫患者的圈子里,已有的共识是,很多人能走出来,都是因为文军。

  他在2006年创办“北京截瘫者之家”,为截瘫者提供了一处落脚点。这是在离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百米左右一栋居民楼里的一个四室一厅,卫生间有加装的扶手,厨房有降低了的灶台,还有不少锻炼的器械。为了随时改装,他买好了电锤和电锯。

  截止目前,几千人在这个不大的房间来来往往。五六岁的小女孩在这里住过,60多岁的老人也曾光顾。

  在康复中心的日子,是很多病友的“舒适区”。离开了这里,这些人会再次面临着寸步难行的窘境。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相关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已达8500万。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均对无障碍环境作了规定。2012年国务院发布实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从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管理与法律责任等环节,也对无障碍环境作了详细规定。

  《2018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共出台了475个省、地市、县级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理法规、政府令和规范性文件,1702个地市、县系统开展了无障碍环境建设。

  尽管如此,实际的问题是,无障碍设施的普及率并不高。中消协和中国残联在2017年的百城调研数据显示,我国无障碍设施整体普及率为40.6%,处于较低水准;而除普及率较低,还存在部分无障碍设施被占用、维护不到位、设计存在问题等情况。

  “北京截瘫者之家”的病友说,每一次出门都会提心吊胆。目的地不同,遇到的困难就不一样,有的人到了现场发现没有需要的设施,还有的人发现无障碍设施的位置没有标示。一些地方的无障碍洗手间,被锁住放置保洁工具,有的一用扶手就掉了。

  在机场,因为助残车迟来,有病友被等待在摆渡车上的旅客指着鼻子大骂了一路;航空公司与机场需要分别联系,一旦对接不到位没有廊桥,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被甩在停机坪。

  需要残障人士打起精神对付的障碍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除了注意旅途中的不便之处,文军还要告诉病友如何进行保健康复、如何寻找一份新的生计。

  回到家里,多数时间他在查资料,或打电话回复病友。几乎每天,他要在电脑前从晚上六七点,待到半夜十一二点,遇上了心情不好的病友,他与之交流到凌晨两三点才会睡觉。他的QQ好友几千人,他把签名改成:能在各种逆境中生存下来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25岁时,文军因为车祸损伤了脊髓。他也经历过不愿意迈出家门、整日与床为伴的时光。家里说买轮椅,他一听就“急眼”。原本喜欢交朋友的他,一听朋友来看望就把头扭到一边。

  但他很快走了出来,来到北京康复的第3个月,他劝走了一直照顾他的母亲。很长一段时间,文军坐着轮椅,从康复中心到马甸,批发当时病友用的IC电话卡,一趟40公里。他在角门中学、夜市摆地摊,一张电话卡挣三四元。

  如今在美国读博士的张娥,是最初认识文军的病友之一。她记得,那时候,文军开朗、乐观,康复锻炼总是坚持到最后,他还常带着病友做些运动。她跟着文军去过陶然亭,从角门一路去天安门看升旗,她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自信和尊严――不依赖别人,就凭着自己,也能走这么远。

  张娥说,对于截瘫患者,除了实际存在的障碍外,一个无形的障碍是,出门后感觉所有人都在审视自己。“一起出行时,不再是自己承受这种打量,慢慢也对这种眼光开始脱敏。”

  文军曾组织病友来北京登长城。那天,来自外地的60多个病友,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爬到了长城上。一个大姐当场哭了,她没想过,受伤后还能完成这样的愿望,“站在这,我也是好汉了!”

  那时候,没人敢相信,这么一大帮人就这样自发来到长城。旁边走过的女游客猜测,“估计是残疾人拍电影来了”。得知实情后,她自发要求成为团队的志愿者;一位第一次来中国长城的法国人,还兴奋地跑进人群中做出起跑的动作留影。

  “国外有很多报道,说中国的残疾人去哪儿了,法国人也可以回去说,中国的残疾人都在这儿!”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文军提高了声音说。

  后来每次活动,他们要么排成一字长队,要么就是围一个圈,一堆人坐着轮椅,扬着手臂,“真的挺壮观”。

  “看到了文军,就觉着自己一定能行。”病友老唐消沉了6年,在聊天室里认识了文军后来到了北京,帮文军一起打理截瘫者之家;贵州的80后小唐,因为文军第一次自己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现在经常自驾出门。

  此前,许多截瘫患者已经习惯向人求助。张娥说,每一次出门乘坐公交车,她要先找人把自己背到指定位置上,轮椅提起来、放下,再折起来,放进公交车里。即使很多好心人帮忙,可她始终心里打鼓,“天哪,我又要再爬一座大山――总会想到前方会有多少障碍,要求多少人帮忙。那不如还是别去了。”

  曾经在美国和法国生活了5年,去过近30个国家自助旅行的残障人士纪寻做过一份中国特殊旅行者调查。她发现,中国残障人士出门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是目的地没有无障碍设施,找不到无障碍的信息,找不到合适的酒店,也找不到懂这些设施的服务人员,通常情况下,服务人员的态度也并不佳。“面对这些问题,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人给出一个答案”。

  相比之下,在欧洲旅游的时候,可以从多种渠道寻找想要获得的关键信息:官方渠道有各种旅游景点的无障碍的信息,公交系统的网站上标注了无障碍的线路。旅游公司的网站上有关于城市的无障碍指南,经验丰富的残障旅行者也会在这里分享旅游景点、网红餐厅之类的信息。此外,还有被奉为“旅游圣经”《孤独星球》丛书,以及旅行博主分享的旅游指南可供参考。

  如今,在文军的影响下,张娥经常自发选择乘坐地铁出行。“想让地铁工作的人员知道我的存在,这些设施是有意义的,你需要不断地去保持它,维持它,而不是让它落灰和失灵。”

  她说,因为出行不便,穿梭在路上的残障人士相对少见。久而久之,很多人遗忘了这样一个群体,也忘记了如何维护他们的需求和权益。“你要不断地去出现,这就是文军在做的事情,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努力。”

  文军去世时,距离原定的出行计划只有3个月。在处理文军的后事时,人们也在讨论,这场云南之行,是否还能如期举行?

  每个人都想完成文军和病友们的心愿。但到每个环节才发现“一帮人的能力加起来都顶不上文军一个”。“他保证的不是做什么更好,而是万无一失。对于这个群体,有一个不舒服都不行。”文军的妹妹说。

  只有身边的人知道,这些障碍清除起来多不容易。为了节约费用,文军习惯一个人出门,多数时间跟着他的,只有一辆轮椅。

  有人劝他找个旅游公司,他说,“还是要亲自去看一看,才能更放心”。坐在轮椅上带不了多少行李,他把小箱子压在腿上,斜挎个小包,轮椅后面再挂一个双肩包。几次遇上下雨,回到住处他已全身湿透。

  在妻子看来,文军“有使不完的力气”,“有人开玩笑,军哥就是一个大牲口。”

  每次考察完,文军都会形成一份报告,最终落实成一份发给病友们的出行时间表。这上面有具体的时间规划,从早晨7点半到晚上8点半衔接得几乎丝毫不差。

  为了这些工作,他已经2年没回老家宁夏固原了。他告诉妹妹,这一次,他本打算考察完云南,顺路回家待上一周。

  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文军的身影定格在路边的监控摄像头里。7月9日,亲友们前往派出所,调看监控。监控里,文军滑着轮椅前行,“人突然就掉下去了”。

  亲友质疑,文军身亡原因,疑与无障碍路口被堵、地下停车场前未设置防护设施有关。

  与涉事酒店沟通的,是老唐与文军的家属。老唐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对方承认了自己的责任,希望他们走法律程序。

  如今,事发地看上去和平常已没什么不同。文军遗落的那顶黑色鸭舌帽被自发前往追思的朋友捡起,残留的血迹也被连续几日的雨水冲刷干净。

  这段平路的尽头,多了一个反光筒和一条挂着各色小旗的警戒线,再往前的拐角处,几个石块压着“消防重地,禁止通行”的标示牌。

  事发一周后,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重走了这条路,即使在白天,站在路口不刻意观察,也很难看清道路的前方已截断。人们推断,事发当晚9点多,坐在轮椅上比正常人低半个身位的文军,因为轮椅的重力,很可能头部先着地。

  因为公共安全设施的不完善,这位致力于推广无障碍出行的公益人士,在考察无障碍出行路线的途中去世。“实在是太讽刺了。”身边的病友这样说。

  与文军相识的病友程剑,对于文军的离开,还有另一层担心,“希望这个事件不要让病友觉得这会是自己的明天,又跌回一个忧心忡忡对出门畏惧的状态。”

  出事后,文军的好友自发赶往了现场。这些人很多是病友,与文军已相识10多年。他们都记得,在举办奥运会之前,北京的无障碍设施没那么完善,门口常常是几层的台阶,没有连贯的坡道,文军常常一个人徒手滑着轮椅出门,再回来时已经过了大半天,常常浑身汗湿了个透。

  所有的病友都感觉到,这几年,有关无障碍设施逐步在推进,就像“牙齿一点点地长大”,如今,不少高层次论坛以其为主题。清华大学成立了无障碍发展研究院,配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开展无障碍发展领域的研究。深圳打出了无障碍城市的标志,从上层和战略发展的角度推广起无障碍设施的建设。

  他们的轮椅可以定制了,路越来越平了,组织的活动成了规模,更多的病友自己找来,出行的意愿挺强烈。文军计划,这次的活动可以多跑几个城市,他还专门安排了一个环节――为所有的轮椅夫妻拍一组婚纱照。

  这些病友正守着他的朋友圈,期待着这次浪漫的云南之行。这一回,他却倒在了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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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清河小营桥区发生车辆起火

  据@北京交通广播 消息: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清河小营桥区发生车辆起火,现场正在处置,后方到回龙观通行不畅,同时,进京方向回龙观北入口、回龙观入口、西三旗南入口、清河北入口临时交通管制,请提前选择行车路线。

中国花协回应国花评选:只是收集民意 结果将及时公布

  中新网客户端7月17日电(记者 宋宇晟)中国花协推荐牡丹为国花近日引发网友关注,中国花卉协会也邀请公众进行网络投票,是否同意推荐牡丹为国花。花协信息部负责人董燕17日向记者证实,此次投票“只是收集民情民意”。她同时向记者透露,投票结束后,协会将及时公布此次投票结果。

图片来源:中国花卉协会官网截图

不惧20吨重大货车底的危险,她只身钻入救人一命!

  新华社沈阳7月17日电(记者于力 于也童)男子右腿被碾压在大货车车轮下,失血过多、意识模糊、亟待救治,大货车满载货物,吊车也无法马上赶到。危急时刻,一名护士只身钻到大货车车底,在高温、狭小的空间里,跪着为伤者处理伤口……

  连日来,这感人又惊险的一幕传遍了沈阳人的朋友圈。17日,记者找到了这名1992年生的护士小姐姐――沈阳急救中心苏家屯分中心的史派,还原了当天的救助过程。

  “应急救治一分一秒都不能等,那时第一反应就是救人,早一秒为伤者做好救助,就多一分生的希望。”史派说。

  7月6日下午,一辆搭载两人的电动车在行驶时与一辆大货车相撞,电动车上一人被甩出几米外,另一人被带到大货车车轮下,右腿被近20吨的大货车压住无法动弹。

  现场群众马上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沈阳急救中心苏家屯分中心701小组很快到达现场。

  “另一名伤者我们马上送往了附近医院,而这名伤者的右腿被碾压在货车下,整个人动不了。” 史派回忆,“要等吊车来把大货车吊起来再施救就来不及了,伤者失血过多,情况十分危急。”

  周围群众见状,马上上前试图合力挪动大货车,但是车上搭载的货物过于沉重,众人几次尝试大货车仍纹丝不动。

  危急时刻,史派趴在地上,直接钻到大货车车底,一边爬一边鼓励伤者:“别怕,我们来了,保持清醒,千万别睡着。”

  当天,沈阳气温高达34摄氏度,地表温度更高,轻轻触摸都觉得烫手。大货车停在下陡坡的位置,随时有滑车可能。车底的空间又极为狭小,史派时而半蹲着、时而跪着为伤者进行包扎、止血……

  “当时他头部伤口很大很深,由于流血太多,意识逐渐模糊,我不断地安抚他,给他按压伤口,不停地与他说话,防止他睡着,这种情况一旦睡着就很危险。”史派说。

  虽已联系了吊车,但由于伤者的情况太危急,医护人员和围观群众决定再加把劲,研究办法把车挪动一点位置,让伤者尽快就医。

  “小护士真勇敢,挪车时也和伤者一起待在车底下,万一出现偏差她也会有危险,而且当时沈阳气温很高,路上都烫脚,小护士在下面待了20多分钟,这样的急救人员真是好样的。”一位围观市民说。

  在大家的不断努力下,伤者被顺利救出,及时送往医院,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医护人员在患者面前,经常忘了自己的安危。在我们这一行,这样的事儿很多。”沈阳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孙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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